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宪法时，社会权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不是贫富分化悬殊，而是人民生活水平整体相对低下。
参见韩大元：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宪法学思考，《法学》2004年第4期，第13页。仅具有客观法性质的宪法社会权作为国家任务，发挥着指引立法等国家行为的作用。
事实上，虽然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都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但二者所对应的国家义务并不相同，二者的混同极易导出不正确的宪法要求，导致国家行为偏离宪法规范。(17)参见王堃：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62页。换言之，具有明确的种类、数量和给付程序的个人福利待遇属于法律权利，而非宪法权利。关于社会权的现有研究往往重视社会权体现出的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性，而轻视对权的性质界定。正因如此，不存在任何特殊条件可以支持个人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主张社会权的请求权。
(29)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直接将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定性为社会权，而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既有社会权面向，又有权利束面向，理解其功能时应当区分作为权利束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与作为社会权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98-109页。⑤参见鲍金红、胡璇：《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及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研究》，载《学术界》2013年第7期。
(三)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的完善路径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背景下，为了贯彻落实过罚相当原则，立法在设定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时应当充分考虑价格违法行为的收益与损害、价格违法经营者的支付能力以及价格执法部门的裁量权等因素。就豁免要件而言，可概括设定正当理由作为免罚事由，将基于成本和正当营销策略排除出去，以避免阻碍平台经济的发展。参见张桂文：《关于制止低价倾销的几点思考》，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9期。二是未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继续实施或变相实施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
其二，调整价格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抬高罚则适用门槛。一是部分自然资源特许经营部门依托行政权力或垄断性地位，利用公共资源，将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项目设立为收费项目，或者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垄断性、公益性服务擅自设立高收费标准。
对价格违法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并设立罚则，由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实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第二，结合实践经验对条文内容进行细化、更新与补充。对新业态，尤其是电子商务中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势在必行。结合其他领域的新近立法经验，我们认为，双罚制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一定数额违法所得的比例罚+一定数额违法所得的定额罚+无违法所得的定额罚。
二是客观上是否采取了低于成本的价格。(32)参见刘某、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9501号民事判决书。(34)但考虑到大数据杀熟条款仅仅是《修订征求意见稿》数字经济专项条款中的一个款项，不宜效仿《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69条第2款对同等交易条件进行解释或者列举，可在之后针对585号令的细化性规章中进行明确。而且市场无法解决负外部性带来的问题，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干预和纠正。
第三，价格违法经营者的经济承受能力。(2)科学确定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的数额标准。
就行为要件而言，以现有低价倾销规则为基础进行改造。现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方式主要是由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共同确立的。
然而，现有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在传统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新业态监管、违法涉企收费以及行政处罚罚则设定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在后续修订中予以解决，如应当对传统价格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予以细化、更新和补充，明确适用条件。(52)参见许传玺：《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这些问题为修订585号令指明了具体方向，以下详述之。⑦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36)以执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价格欺诈的处罚为例，按照现有的规定，对于没有违法所得的的情形，最低可以处罚5万元，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39)关于行政罚款设定的基本模式及考量因素，有学者认为，行政罚款设定的基本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概括式、数值式和倍率式三种类型。
通过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变相提高商品价格，达到哄抬物价，谋求不正当利益补充进哄抬价格行为的表现情形。三是在口岸领域违规收取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项目，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
2021年7月15日，该局负责人再次针对平台收费提供了纸面建议。三是部分软件公司、电子政务服务公司等运营电子政务平台的中介服务机构，要求行政管理对象缴纳政府部门应当支付的平台运营维护费用，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等名义收取费用。
(15)参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2007年全国价格监督检查统计分析报告》，载《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08年第3期。因此，这些都要求价格违法行为监管中，尤其是新产业业态的监管，政府不能缺位。
总之，政府对价格行为的干预发挥着调整市场失灵，彰显服务型政府定位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的重要功能，这是政府干预价格正当性的根源。通过购买欲望和心理价格的分析，符合消费者偏好和支付习惯的支付意愿——用户画像即可被识别。国家发改委价检司综合处：《2008年上半年价格违法案件统计分析报告》，载《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08年第10期。一是行业协会商会利用法定职责或利用行政机关委托事项或授权事项自行设立收费项目。
第一，对于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物价等不太常见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价格违法行为，宜采取比例罚+定额罚相结合的双罚制。④参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张定安，鲍静：《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3期。
与大数据杀熟条款设置豁免要件的理由类似，设置豁免条款，有助于在促使平台健康规范发展的同时维持平台经济的活力。一方面，采用比例罚，更能将价格违法行为的收益与损害、价格违法经营者的支付能力以及价格执法部门的裁量权等因素纳入考量，最大限度地实现过罚相当。
例如，社区团购平台在推广业务之初往往通过烧钱模式对入驻商家或者消费者进行大幅补贴以拉低商品价格，导致线下经销商价格体系紊乱，甚至影响关乎基础民生的农业和实体经济。(18)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2号)。
⑨参见袁依山：《反复论证严格界定——〈价格法〉制定过程中五大焦点讨论情况回顾》，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6期。王晓晔：《低价倾销行为的几点法律思考》，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但是，我国政府价格调控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存在差异，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彰显出中国特色模式。⑩参见贾法：《关于价格法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物价》1997年第8期。
④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座谈会上也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作为直接面对亿万市场主体的部门，你们的职责是‘市场监管不是‘计划监管，要管活不是管死，要管优不是管乱。价格法需要对价格违法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在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达成了共识，即要对价格行为进行规范，建立正常的价格秩序，就应当排除不规范的价格行为，特别是必须禁止不正当的价格行为。
针对这些价格违法行为，我们应当优化行政处罚的罚款设定方式，将比例罚与定额法相衔接，有效实现惩罚和预防的功能。第一，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存在利益关联。
(22)参见宋燕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精释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2020年双十一期间，京东、天猫、唯品会存在先提价后打折、虚假促销、诱导交易等行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0年12月3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上述三家企业分别顶格处罚50万元。